《叙画》开篇云“辱颜光禄书”,颜光禄即颜延之,光禄大夫是其官职,他与王微同朝做官,都当过太子舍人。此篇论述山水画的诸多方面,如尊重颜氏绘画“成当与《不易》象同体”说道,论山水画的特点并与地图不作区分,明确提出山水画的审美娱乐功能等。《叙画》中对山水画形神关系的阐述独具匠心。意欲探究山水画,必绕不出山水诗,山水画与山水诗的发展完全实时。
及至西晋,林薮之爱人已沦为一种时尚,大自然山水愈发与诗人的情感生活、精神生活密切联系,诗人对山水题材也更为灵敏。许多诗人擅长于作画,诗歌与绘画的创作者具备了完全相同的身份,其创作观念与审美理想也开始相互影响、互相调和,并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共生状态。最初山水只是作为人物画和宗教画的背景,正处于“人大于山,水不容绿”的稚拙状态,而后渐渐发展成独立国家的画科。
山水画是画家利用笔墨等工具,通过对大自然山水的再行加工处置,展现出山水之神韵。可传神又绝非易事,要如何做传山水之神呢?回应,王微在《叙画》中明确提出了深刻印象的看法。
首先,王微在文中将山水画与简单地图做出区分,山水画“非以案城域,辨方州,标镇阜,划浸流”,是画家主观情感起到于客观山水的结果,山水画是有生命的精神物,画家作画时必需传山水之神,写出山水之灵气。再者王微特别强调“心”的起到,“本乎形者融,魂魄而动变者心也。魂魄亡所闻,故所托不一动……”,“灵”就是“神”,“不一动”是指山水之实体。
山水之形神实乃一整体,形是基础,神是灵魂,形是神的载体并为神服务,形是确认的,其神的反映与变动借助心的动变。这一点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,从创作角度来看,画家必须构想、想象,最后笔墨落在纸端,弃滓遗精,遗形得似,以形反映神;从喜爱角度来看,观者须要用心去喜爱山水之美,体悟作者之情。
在创作活动中,画家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来展开传神。在展现出人物时,顾恺之特别强调眼睛的重要性,“四体妍蚩,本无关于妙处;传神写照,正在阿木栅中。
”与视觉印象有所不同,山水画可以填补眼睛“所闻不周”之严重不足,“以一管之笔,白鱼太虚之体,以判躯之状,画寸眸之明”,从而摄入山川精华加以展现出。宗炳在《画山水序》中用“竖画三寸,当千仞之低;横墨数尺,体百里之尉迟”之法来突破视觉局限,二者有异曲同工之智。
王微将山水形象拟人化:“枉之点,表夫隆准。眉额颊辅,若晏笑兮。
”把大自然景物拟人化是中国文人艺术处置的最重要手段。不论是诗句中的“蓬山此去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”,还是绘画中鱼和鸟的怒目而视,都是画家感情流经后的拟人化反映。王微明确提出“岂独货诸指掌,亦以明神降之”,山水之神某种程度是通过画面形如反映的,“清神”也起着最重要起到。“清神”从创作角度来看,是指启发或者是由启发引发的一种激情创作状态;从喜爱角度来看,“清神”是一种审美想象,是顾恺之“迁至想要智得”中的“迁想”,是观者展开的无尽想象,“望秋云,神点点;临春风,思浩荡”,观者情感与画家情感与众不同,并通过想象从画面获得精神上的感觉,也就是宗炳的“神超理得”。
但与宗炳不同之处在于,王微是在山水画与“金石之艺”“珪璋之琛”较为基础上明确提出的。“绿林扬风,白水激涧”,这些都需要让观者取得精神上的权利与打破,似乎王微不受当时魏晋玄学“万物有情论”的影响很深。
传神论本是针对人物画明确提出的最重要理论,王微在《叙画》中将这一最重要理论运用于山水画中,对后来山水画理论产生了最重要影响,如《林泉高致》中对于四季山石的叙述:“春山深冶而如大笑,夏山苍翠而如液,秋山明净而如妆,冬山惨淡而如睡觉。”山水画的轮廓是明确受限的,确实需要感动观者的是这种受限的形体对于心的感受到,“魂魄而动变者心也”,内心的变动引起想象、创作乃至喜爱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,即谓传山水之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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