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很多医卫界政协委员都接到了一本书《我的丧生谁作主》，倡导人“精神杀”，即“大自然丧生”。送书人是全国政协委员、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主任。
她建议，我国不应制订“大自然丧生法案”，将“生前预嘱”划入医改议事日程，让挽回望的患者在意识精神状态的情况下，强迫自由选择辞世方式。凌峰特别强调，“大自然丧生”不同于“杀”，只是在丧生已不可逆转情况下，暂停延命的医疗措施，任由生命大自然消逝，以增加不必要的救治带给的伤痛沿袭，确保丧生的精神。观点1/3危重病人救治是无谓的全国政协委员、北大医院科教授：我赞同“大自然丧生”。在医院里常会听见这样的话，“死马当活马”、“有一分期望，我们就要做到一百分的希望”，种种社会原因，比如儿女要“尽孝”，医院、医生担忧医患纠纷，导致很多坚称是无法反败为胜丧生的终末期患者，还在救治。
这样的救治，对患者的生命沿袭非但没有协助，有时还不会对其导致更大伤痛；此外，对医疗资源也是浪费。我估算医院内1/3的危重症病人，对其的救治是无谓的。方法论由医生团队判断继续执行时机霍勇：实行“大自然杀”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问题。
比如，即使患者生前有“预嘱”，谁来判断继续执行“大自然杀”的时机？这与安乐死有所不同，实质上患者家属无权要求何时让患者病死，否则就不会经常出现很多伦理问题。因此必需由一个专业医生团队，根据患者的疾病和病征来科学判断什么时候可继续执行“预嘱”，建议患者大自然病死。这个医生团队，不应由患者的主治医生，丧命性疾病适当学科专家，以及医学伦理学人士构成，也可糅合国外法庭陪审员经验，邀独立国家第三方来参予和监督医生团队对“大自然杀”时机的判断和建议。
官方态度实行“大自然杀”时机不成熟期全国政协委员、卫生部副部长夫：我很赞同凌峰教授关于“大自然丧生”的观点。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目前在中国实行，时机还不成熟期。如果操作者失当，“大自然杀”不会变为“安乐死”，引起很多伦理问题。
另外，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器官捐赠工作，人们刚开始拒绝接受器官捐赠的中国三类标准，即脑死亡、心脏丧生和心-脑死亡，如果现在又开始实行“大自然丧生”，很更容易导致概念误解。因此，“大自然丧生”的推展要十分谨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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